《科学与健康知识普及指南》解读

 

设想，假如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即将被采访到一个关乎公众身体健康的研究成果，又或者你是那个采访科学家的记者，当你面对一群对科学领域并不了解甚至恐慌于癌症，疫苗等风险这类话题的观众时，怎样能让他们以舒适且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这些科学知识？这便是这个传播指南最重要的意义。

 

这份指南是由英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Social Issues Research Centre）与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and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联合编写的。两个机构联合举行了一场关于公众科学与健康知识普及的论坛，特邀杰出科学家、全科医生、医学专家和媒体代表出席。这场论坛充分展现了媒体部门自由评论和编辑的权利。论坛制定的指南特别强调，媒体工作者有一个首要的义务，即清楚地区分事实和推测，不可妄加评论。同时，科学家也有同等义务，并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负责。

 

没有一份指南是“完美无瑕”的，它们的涵盖范围是有限的，这点毋庸置疑。因此，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皇家学会将根据同媒体和科学界研究人员的持续咨询，不时地考虑对指南进行修订和补充，以便得到更为规范的指南。通过这种开放和友善性交流的过程，我们非常希望不仅能够得到更加有说服力和准确性的健康和科学问题报告，而且能够极大改善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工作关系。下面通过面向媒体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两方面予以解释。

 

媒体传播指南

 

纸质和新闻广播媒体指南是以现有的业务或指导原则（如新闻投诉委员会和广播标准委员会的原则）为基础，应用于健康和科学报道的研究指南。

 

尽管大多数记者力争科研报告的准确性，但是有些情况下，虽然研究的细节和研究成果是准确无误的，仍无法消除新闻报道时会产生误导的风险。媒体在对有限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时，可能会有偏向性地选择一些数据来掩盖一些有驳斥性的研究结果，从而出现一些失真陈述。

 

 

 

尽管指南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以下规则可以提高准确性，减少虚假陈述。

 

1.来源可靠

 

由一些与科学和健康相关的前沿期刊进行评审（当然并不是百密无一疏）的过程能够提高科研成果的可信度。当然还应考虑参与调查的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声誉，以及相关科研人员的专业资格。当一项研究的作者没有出版过相关成果，媒体应该多加留意一些。但是，这些声望和资历不能作为研究报告是否有价值的唯一判断依据。

 

研究报告应言简意赅地说明科研人员之间的从属关系和利益。这不仅适用于附属于公司或一些贸易组织的研究人员，同样也适用于一些慈善机构或者社会其他科研人员。

 

当然也应该对科研人员的专业证书进行深度评估。相关学术机构的新闻处，如皇家学会和皇家科学院，可以就这个问题给予指导。

 

2.研究方法严谨

 

虽然同行审查过程旨在清除研究报告中存在的缺陷，但一些尚未发表的报道，会议文件或新闻发布会的发言却不在审查之列。因此，记者们应该大胆提出一些反馈建议和问题，例如是否进行了对照实验？样本量是否足够证实相关的结论？研究方法是否得当？通常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专业知识和研究经验，可私下和专业的科研人员进行磋商和交谈。

 

3.成果精确

 

在健康研究领域，一些耳目一新的“突破”出现的频率少之又少，更多的情况是对于现有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一个拓展。所以一旦出现与现有理论体系背道而驰的观点时，媒体需谨慎对待。当调查结果与以前的理论不一致时，建议媒体在报纸报道的前几行或广播新闻中明确地说明。同时记者们应该努力征求相关领域“科学大咖”的意见，以进行求证。

 

4.合理评估研究成果的价值

 

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有其相应的价值。如果科研成果中出现以下表述：

 

1）是初步的或不确定的；

2）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显著不同；

3）似乎与主流科学观点相矛盾；

4）是基于小的或无代表性的样本；

5）从动物研究推广到人类研究；

6）仅发现了统计相关性。

 

一般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所以媒体工作者在报道时应该对这些情况予以说明。

 

在媒体报道中使用术语“link（关联）”是一个常见的陷阱，可能会产生误导。单独的两个变量进行统计不存在因果的关联。媒体工作者一定要避免使用类似“红肉导致癌症”这样的“标题党”来报道研究中无相关性的两个变量。在证明因果关系之前，通常需要大量的证据和理性化的分析。

 

5.避免误导公众

 

许多期刊论文会对某些相关变量引起的风险进行报道。这些通常以百分比或优势比来表示。然而这些比例解释有时存在偏差。例如，某种疾病的风险增加30％看起来令人惊骇，但如果详细说明具体情况便不会引起公众的恐慌。比方说一种疾病相当罕见，10万人口中有1人患病，风险增加30%，那么，100万人里就有3个人患病。这样一来，似乎30%并不可怕。所以说媒体工作者应该谨慎地引用这些数据，确有需要时应详细地说明情况，给公众以正确的引导。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治疗”方面，不要过分夸大“可治愈性”以免对患者及家属造成伤害。

 

可以将这些风险数据和公众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情况进行类比，比方说，某项报道中某药物风险是否可以与穿过马路、洗澡或玩滑翔机时被闪电击中的风险进行比较？这样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标准，有助于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研究迟迟不能确定某种现象（例如食物中某种特定成分或者食物保质期）存在的潜在风险，并给出相应的数据时，便会大大增加报道失真的可能性。受过专业训练和有职业操守的科学家们不会轻易宣称任何事情都是“绝对安全的”。但是，记者不应该把这种不愿意宣称看作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表现。从人们的常识角度看，未提及风险的就是“安全的”，虽然有时科学家会规避这一术语。

6.预测报道产生的影响

 

尽管有许多媒体报道遵循指南提出的建议，但是仍有一些不计后果的报道促使公众产生了一些偏激行为，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例如，据估计，1995年公众对某种类型的口服避孕药的恐慌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意外怀孕和超过29,000次堕胎。最近对麻疹疫苗的恐慌导致免疫率下降，可能低于预防麻疹流行时期的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源头”（研究团队）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但更需要意识到，媒体报道需要谨慎对待（例如时刻关注药物存在的风险，并注意实际麻疹疫苗防治数据与发表的数据是否相符），才能传播给公众可以信赖的讯息，而不至于引起大范围恐慌。

 

由“奇迹治疗”（却以失败告终）的报道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比公众无根据的恐慌更难预测，所以无端地给患者希望也是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因此，记者应该在他们的报道中突出指明医学进展的局限性。例如，他们应该提供某种新的药物/治疗/疫苗的最佳治疗时机。如果条件允许，甚至可以说明新药是否仅在疾病的早期阶段有效。这样可以给公众一个自主决策权。

 

7.提高专业记者和编辑的素质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以及广播平台都有专业的编辑和记者，其作用是提供科学和健康问题的知情报道。他们的学术背景、与学术界专业人士交流的能力，都是为了能够尽量避免出现严重不属实和错误的报道。但是某些印刷媒体，有时会被编辑刻意地“撇开”一部分存在争议的热门话题，如转基因食品。

 

虽然编辑有权在这些问题上追求自己的主见，并且代表公众的想法，但他们更有义务将这些科学问题与公众的“不科学”想法区分开，站在科学普及的高度上。

 

8.重视审校者的作用

 

报纸上的报道中，有时，标题和图片标注并不是由作者加的，而是由审校者（sub-editor）补充的。这样一来，很多科普性的文章容易被标题或者图片诱导扭曲。副编辑在撰写时应恰当使用“很可能”、“也许”、“宣称”和“潜在”等限定词，以免误导读者。只有当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时，他们才可以使用一些肯定性的术语。

 

9.建立咨询专家库

 

虽然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在科学和健康领域建立了他们可以咨询的联系人网络，但也有例外。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专业的学术机构，如皇家学会和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处正在构建科研人员的数据库，可以为媒体工作者提供有关科学知识的咨询服务。这样一来，不仅为媒体工作者提供了便捷，公众也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科学知识。

 

科学家传播指南

 

毋庸置疑，科研人员应该向公众分享其研究成果，这是他们对于社会的价值，同时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及其所在机构的声誉。但是将研究成果传递给调查者时（如媒体工作者等），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准确的科研成果，并避免歪曲或无根据的结论。这些道德准则在医学和生物科学界尤为重要，因为公众会将这些研究成果与自己的生活或者行为方式联系起来，一旦误导，后果极其严重。

 

为了确保准确性并尽可能减少误导性结论，指南中提出了以下准则。

 

1.与媒体建立和谐关系

 

虽然科学家们能够在研讨会上与同行讨论得热火朝天，大放异彩，但向公众传达这些信息需要更多的技巧才能让媒体判断该研究成果是否会吸引公众，从而更好地传递科学知识。

 

科研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之间成功的访谈需要彼此信任，所以一般不建议通过电话进行互动。同时，研究人员也要表明哪些成果是想传达给公众的，是可以在何种情况下发布的。

 

同样，如果科研人员对采访内容进行反思和周全的考虑，就不容易出错。被采访的科研人员可以提供背景材料（通过传真或互联网），规避错误表述。在出版前，媒体要确定与被访者之间的电话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鼓励研究机构向科研人员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教会科研人员应如何向媒体介绍其研究成果，激励他们以开放和负责任的方式谈论自己的科研成果，在保持科学严谨性的同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同样，主办机构应向研究人员提供媒体采访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及具体答复，以减少误导的风险。

 

2.明确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研究人员应该明确说明其成果现阶段在同领域中的地位。如果一项研究尚未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他们有责任交代清楚。在结果分析时，研究人员应该解释一下他们的发现，如研究中有以下几种表述：

 

（1）是“初步的”研究，因此可能与普遍现象不一致；

（2）研究过程尚未被重复进行的；

（3）同该领域之前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

（4）样本量小；

（5）仅在动物身上试验过，未进行人体试验；

（6）统计相关性不高；

 

那么，媒体编辑完全有理由推迟发表时间，直至证据完全可信。

 

3.保证研究的准确性

 

当然，这是所有研究人员最基本的工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正确的方法、分析过程和统计数据，以便为同行进行评估做准备，为发表高质量文章打基础。

 

准确性也同样适用于研究结论，这才是媒体最感兴趣的部分。虽然科学家应该明了该研究成果中最吸引人和最具新闻价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工作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例如，若某个数据存在多种解释，应当对这些解释进行说明。研究人员还应该尝试在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下形成多元化的工作方式。

 

4.指出研究成果的传播风险

 

对于一些报道与人类发病率或类似环境风险变化的研究成果，无疑给研究人施加了额外的压力。科研人员显然有责任指明某项研究存在的风险，并强调改善的方法。但是与此同时，必须避免盲目的乐观主义，例如一些报道指出的“突破”“奇迹治疗”，或提高数据扭曲事实，造成公众恐慌必须要严惩。

 

考虑到这一点，在相对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应当清楚地说明调查中的现象绝非必然，以便减小不适当结论的可能性。在相对风险较小（通常小于50％）的情况下，应明确说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可能只是具有统计学意义，应结合实际情况给予考虑。若结果可能被误解，还应提供风险的比较让公众自己抉择。

 

5.明确“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

 

记者经常关注某些前沿成果或新技术的安全性，从而展示出“预防原则”在政策和公共决策中的突出地位。科学家往往不愿意对媒体作出回应，说某事是绝对“安全的”，因为科学没有“绝对”。但是观众或读者可能会将其理解为“含糊不清”。

 

因此，研究人员需要有能预测这种反应的能力，同时也要保证科学原理的准确性。适当“比较”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比方说，通过指示某种风险与X相关的可能性和与Y相关的可能性大致相同（其中Y是普遍认为“安全的”的东西），这样公众就会对X物质持有明智的态度。

 

6.合理利用投诉的权力

 

一旦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工作报告存在不准确信息或其意义被扭曲，应该毫不犹豫地向相关记者或编辑提出质疑（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虽然由于不准确产生的后果不能轻易被纠正，但编辑能通过仔细阅读函件，在将来的工作中予以重视。

 

如果此类邮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或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则研究人员有权利向相关机构提出诉讼。